如果聯系7月中旬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話，習近平的表述則是，“把國有企業降杠桿作為重中之重，抓好處置’僵尸企業’工作”。處置僵尸企業，我們都聽過。但對處置僵尸企業有如此高度的定位，這就有意思了。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國內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通稿里，有一個表述引起了島叔的注意——緊緊抓住處置“僵尸企業”這個牛鼻子，更多運用市場機制實現優勝劣汰。說這話的背景，是要深入推進供給側改革，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也就是說，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的五大經濟任務，處置僵尸企業是“牛鼻子”——這個比喻，可以看作是首要切入點，也是影響全局的關鍵節點。

數字

簡單來說，“僵尸企業”，是指長期入不敷出，依靠財政或銀行“輸血”才能維持生存的企業。

這樣的企業有多少呢？去年國資委摸底梳理出，中央企業需要專項處置和治理的“僵尸企業”和特困企業2041戶，涉及資產3萬億元。另外，2016年中國人民大學在《中國僵尸企業研究報告》中指出，電力、熱力、冶金、石油加工等行業中僵尸企業的比例較高，其中，鋼鐵的比例是51.43%、房地產為44.53%、建筑裝飾31.76%。

報告還指出，從所有制來看，國有和集體企業中“僵尸企業”的比例最高，遠高于民營企業、港澳臺及外商企業中的比例。可見，“把國有企業降杠桿作為重中之重”就顯得尤為重要。

為什么長期入不敷出，卻依然不市場出清，還要留著、甚至銀行還要繼續給予輸血呢？

依賴

答案也不復雜。

從行業分布看，“僵尸企業”主要分布于鋼鐵、煤炭、電力、冶金、石油加工等傳統經濟部門和產能過剩行業。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十年間，這些行業為城市化進程、基礎設施建設輸送了源源不斷的“鋼筋水泥”“鐵公機”，為中央和地方政府貢獻了可觀的利稅，也解決了大量的就業、承擔了社會保障功能；中國也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事實上，每一輪危機后，傳統部門都會被當做經濟的“穩定器”。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后，外需沖擊、出口急劇下降，以“四萬億”為代表的投資計劃，和配套的貨幣寬松，傳統投資這駕“馬車”讓中國經濟增速V型反轉。但“藥方”過猛，帶來了“一放就亂”、盲目上產能、大量舉債等后遺癥，拖慢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步伐。

現在大家則看得更明確，目前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越來越高，資源、環境的約束越來越緊；這種市場條件下，“僵尸企業”自我造血能力更顯得不足，只能依靠財政補貼、貸款、資本市場融資或舉債來“輸血”。

中央之所以如此看重處置僵尸企業，是因為其中蘊藏的風險。

風險

2016年3月，首例地方國企違約事件——東北特鋼違約事件爆發。該國企2015年第一期8億短期融資債券違約，到了7月，已有連續7只債券違約；10月，東北特鋼進入破產重組程序。

這不僅揭開了地方國企困境的冰山一角，還讓債務違約的陰云開始籠罩在投資人心頭。隨后，山東、山西、內蒙古、安徽等多個地區的國企債務償還出現風險，甚至是危機。“區域性風險”，說的就是這一類。

雖然有風險，但在銀、政、企特殊的關系中，地方政府傾向于通過行政手段來呵護“僵尸企業”，掩蓋了債務風險。例如去年5月，河南省出臺舉措要求“建立抽貸、壓貸提前告知制度，對正常還本付息、并且整體授信條件沒有發生變化的企業，各銀行原則上不抽貸、壓貸或通過要求增加授信條件而變相不續貸。” 河南一些煤炭、電解鋁、鋼鐵企業便保住了信貸規模不壓減。

處置風險，要降杠桿。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僵尸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是72%，一般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是51%。比如鋼鐵行業，中鋼協2016年會員的平均負債率為69.6%，負債率低的都是規模小的企業，11家大型企業則負債率超過90%。

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16年，實體部門杠桿率高達227%；2015年，我國實體部門的利息支出是GDP增量的2倍，2016年為1.4倍——也就是說，我國的經濟的債務償還壓力巨大。

另外一個數據也引人注目：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負擔占GDP比重已經達到55.6%。非金融企業債務中，又有70%左右是國企和地方融資平臺債務；而國企中，則包含大量產能過剩行業，如煤炭、鋼鐵、有色、化工等。如何化解這樣的債務負擔，將是對很多地方管理者的嚴峻考驗。

咋整

毫無疑問，處置“僵尸企業”是個龐雜的系統性工程，其中有幾個關鍵的問題：人往哪里去，錢從何處來，債務怎么銷。

習近平曾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強調，要做好轉崗就業、再就業培訓等各項工作，發揮好社會保障和生活救助的托底作用。要區別不同情況，積極探討有效的債務處置方式，有效防范道德風險。

人社部部長尹蔚民今年3月則表示，化解過剩產能，安置好分流的職工，是一個關鍵性的工作。2016年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涉及到了28個省份1905家企業，安置了72.6萬人，今年化解過剩產能大約需要安置職工50萬人。

回顧歷史上的幾輪國改，80年代國企改革，從計劃模式走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道路；90年代末，國企通過并購重組、債轉股，以及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等措施，提升了綜合實力，走向了國際舞臺。

處置“僵尸企業”不能一刀切，造成“一收就死”的現象。對于暫時遇到經營困難但在管理、品牌、技術上有一定競爭力和成長性的企業，可以通過兼并重組、混合所有制改革，讓企業重煥活力；

而對于連續虧損、不符合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僵尸企業”，正如《人民日報》權威人士談話中曾指出的，“那些確實無法救的企業，該關閉的就堅決關閉，該破產的要依法破產，不要動輒搞’債轉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組。”

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或許可以理解為什么把處理僵尸企業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經濟任務的“牛鼻子”看待了——

第一，處置“僵尸企業”，并購重組促進產能去化，提升集中度，有利于實現供給側改革。以寶鋼武鋼為代表的央企合并看，既淘汰過剩產能也強化龍頭優勢，加速周期性行業的出清，而真正符合“轉換動能”要求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將獲得更好的發展空間；

第二，處置國企“僵尸企業”有利于金融資源在國營部門和民間部門均衡分配，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效率將更高。過去“僵尸企業”的過度吸血，對民營企業融資造成“擠出效應”，而民間部門在經營效率和創造就業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

第三，有利于防化金融系統性風險。對國企“僵尸企業”主動去杠桿，市場化方式優勝劣汰，可以理順政企關系，糾正要素價格的扭曲。同時，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打破各級政府的剛性兌付，遏制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負擔，實現規范舉債融資。打破剛兌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促成整個社會無風險利率的下行，降低實體融資成本。（原標題：中央密集開會研究下半年經濟 這四字何以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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