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無論采取查賬征收方式還是核定征收方式，其年應納稅所得額低于50萬元(含50萬元)的，均可以享受財稅〔2017〕43號文件——《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范圍的通知》中規定的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的政策。
清費減稅、簡政放權，是近年來國家降低企業負擔，激活市場活力的重要舉措。就在一系列政策發揮合力的同時，政策效果也顯而易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近日就在國新辦吹風會上表示，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連續10個月在榮枯線以上，特別是5月份小企業PMI為近年首次上升到景氣區間，說明企業生產預期和信心持續改善。同時，外界對中國發展的信心也在不斷增強。
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企業信心的回升基于盈利能力的不斷提升，而盈利能力之所以并未因為整體內外經濟下行壓力而出現大幅削弱，正是因為一系列清費減稅、簡政放權政策的有效落地。
以簡政之道激發市場活力
簡政放權，作為本屆政府開門第一件事，一直被視為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轉變政府職能的“當頭炮”。特別是，在國務院相繼取消和下放8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提前兌現“在任期內削減1700多項審批權三分之一”的承諾，以及簡政放權改革中遭遇梗阻及最后一公里難落實棘手難題之際，準確把握、認清政府大力推進簡政放權改革的社會評價和企業感受，了解最新訴求，對于深化簡政放權改革向縱深推進，至關重要。
實際上，簡政放權的最終目的正是服務于實體經濟。在國家發改委網站上，還專設了“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欄目，圍繞政策措施、工作進展、地方情況和案例報道，全方位地對外界展示了當前圍繞簡政放權部署的政策措施，成為名符其實地向外界展示政府服務于實體經濟降成本的展示窗口。
其中既有對《涉企收費清理情況專項檢查方案》的逐步落實情況介紹，又有《關于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切實加強事中事后管理的指導意見》執行的有關情況進展。實際上，“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正一致對外，傳遞著政府正在積極踐行簡政放權改革的相關要求，放管結合，促進市場活力提升。
“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協同推進，即簡、放、優三管齊下的同時，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正是今后深化簡政放權改革和轉變政府職能的總體思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研究員周宏春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就曾指出，簡政放權改革最終落腳點正是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讓市場高效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最終達到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目的。
周宏春認為，所謂簡政之道，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盡管近年來在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的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效，也進一步激發了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但簡政放權措施仍有尚未完全落實到位之處，這也為新時期加快簡政放權改革、釋放改革紅利、激發市場活力留下了空間。
深化改革促企業盈利可持續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解讀，今年以來，我國工業企業利潤相較于2016年持續呈現出恢復性增長的勢頭，同時伴有“對前期高位增長后的合理回歸”的表現。這就意味著，企業利潤隨著對盈利信心的回升正呈現出相輔相成的影響。而對比2017年年前5個月PMI表現，不難發現，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與PMI二者的環比、同比表現如出一轍，即PMI連續10個月維持在50%榮枯線以上的同時，工業企業利潤也在持續上漲，這在2017年的前4個月表現尤為明顯。可以說，正是受到制造業回暖的積極影響，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長才得以保障。
對于數據的向好與企業盈利能力以及市場信心之間的微妙關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王晉斌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給出了詳細解讀。他認為，數據的向好表現至少表明了過去一段時間內的經濟趨穩態勢日益明顯。包括企業利潤增速平穩上漲、PMI連續維持在榮枯線以上等向好表現，均是受到多方因素共同作用實現的向好結果。
在王晉斌看來，當前不斷深化各方面改革措施確保了制造業向好，同時確保了工業企業利潤的持續上漲。特別是在獲得了可貴的經濟平穩開局后，更需要依賴一系列改革的深入推進，確保在經濟筑底企穩過程中持續發揮積極作用。例如，在繼續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真正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激發民間創新活力，用以持續釋放新的經濟增長動能。
當然，在經濟形勢一片向好的背后，仍蘊含著潛在問題和風險。根據此前國家統計局的提示，為保持工業利潤平穩增長，需要密切關注以下問題：一是原材料購進價格上漲快于產品出廠價格，導致整個工業特別是中下游行業成本上升。4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6.22元，同比上升0.18元。二是財務費用增長加快，企業融資成本存在上升壓力。4月份，企業財務費用同比增長4.2%，增幅比3月份加快1.2個百分點。
可見，前述國家稅務總局對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延續至2019年底的做法，或許正是應對潛在問題的有力舉措之一。王晉斌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就是通過一系列減稅、降費等具體措施實現企業降成本。除了依靠具體的減稅、降費措施，還要在降低企業負債率等一系列舉措上繼續發力，以確保企業擁有合理的利潤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