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監管部門對傳銷組織的定性要求為“30人以上、具有三層以上拉人頭的組織架構”。我們在中國向公安部門舉報時，必須同時收集30個以上受害者簽名的舉報材料，還必須提供這些人存在三層上下級關系的證據，舉證存在很大困難。
孫靜文從去年開始搜集材料并到有關部門舉報，但一路舉報下來，她灰心喪氣。“因為爸媽住在撫順老家，我就先去當地派出所報的案，公安說必須由受害者本人來，否則不能受理。”
她隨后又攜帶證據前往自己居住地的工商部門。了解案情后，工作人員稱工商部門只能對傳銷定性，無法調查身份證、銀行流水賬號等信息，希望移交公安機關。
孫靜文找到公安機關經偵處，辦案人員稱“涉案范圍太廣”，建議她回去把材料準備全。孫靜文告訴我們，搜集證據難度很大，“每次向我媽提起五行幣，她都質問我是不是想舉報，像防賊一樣。”
就在我們采訪期間，五行幣騙局重要頭目宋密秋(化名張健)被公安機關緝捕回國，孫靜文認為案情有了轉機，再度去公安機關報案。“他們說對此事確實下了文，下發了幾百人的名單，但里面沒我父母名字，所以辦案人員還是建議我去撫順老家或上線所在地江蘇徐州報案。”
胡欣也同樣遭遇了“舉報無門”。她曾輾轉跑過當地市、區工商部門，結果都一無所獲。而公安機關經偵處也因“涉案金額不足100萬”而未立案。
6月初，胡欣母親本打算參加五行幣群里組織的香港集會，當地派出所和社區工作人員前來勸導，計劃被迫取消。“工作人員走后，十幾個傳銷參與者就找到我家，說是我舉報的，要我賠償機票等經濟損失。”當天夜里她被母親趕出家門。
李旭曾接觸過許多金融傳銷案，他說，投資者在初期會獲利，無人愿意報案，相關部門很難調查，當資金鏈出現斷裂，操盤手就會銷毀證據，一走了之。
不僅如此，由于監管難度大，許多金融傳銷機構難以“除根”。2013年前后，“MMM金融互助社區”開始進入中國，因為組織者和服務器都在境外，我國有關部門無法單獨查處。2015年底，銀監會等四部門聯合發出風險預警提示，指出此類運作模式違背價值規律，存在很大風險，平臺隨后發生崩盤。
然而，我們調查發現，崩盤后的MMM社區留下不少“后遺癥”，很多平臺改名為“三妹互助社區”等繼續融資，更有些“升級”成新的傳銷模式再度活躍。而五行幣頭目被抓后，其組織活動依然十分猖獗，據“團隊助理”介紹，其內部已產生了新的負責人。
“目前金融傳銷的監管存在軟肋、盲區和真空地帶，部門間沒有形成合力，同時立法的不足或不完備影響了有關部門的執法依據，導致無法可依。”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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