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周小川出席今年第十屆陸家嘴論壇，身份已經變為：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
盡管會前他在身上找了很長時間的講話稿，但依然保持了全程脫稿演講，語速一貫平緩，從容淡定。
回顧次貸危機以來十年，他坦言，在取得成績和改進的基礎上，還有很多未盡事項。與2008年時應對金融危機所提出的想法、政策相比，實際做到的還有相當大的差距。一個是有些政策機制存在爭議，還有一個就是有些想要出臺的政策和機制確實和經濟復蘇有一定的沖突，經濟復蘇如果沒有實現，有些新的措施出臺就有可能給復蘇帶來負面影響。
反思十年，周小川提出防危機方面，有幾個問題值得特別關注。
第一，本次金融危機里，金融體系中過多的順周期因素，或者說正反饋機制，容易使系統大起大落。我們通過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來引入負反饋的機制，減少順周期性。但是我們這個做法做得并不是太有效徹底，經濟體系中仍然有非常強的順周期特征、正反饋特征，并沒有根本解決。這里面也有民粹主義政策的因素。為了減少對外部評級的依賴，要更多的依賴內部評級，但內部評級也有它的問題，最后大家也在控制對內部評級的依賴程度。到去年年底，“巴塞爾協議Ⅲ”定稿的時候，最后一個問題是內部評級模型的輸出和標準法輸出的下限決定在72.5%，還是限制了對逆周期因素的引入。逆周期因素引入的措施我們也比較少，一個最重要的措施是資本緩沖，但資本緩沖應用并不容易。
第二，大家都試圖解決但沒有解決“大而不能倒”的問題。大的機構資本比例應該增加，同時如果光是一級資本不能解決問題，就引入“自救債券”和“應急可轉債”。對于應急可轉債和自救債券的措施已經做了很多嘗試，塞浦路斯的危機處理中就成功應用了自救債券的措施。但有的地方不太那么成功。最近大家都關心意大利，意大利的一個問題就是自救債券發行的時候有點像新興市場，信息披露不夠，里面有很多的傳言，把這些東西的好處和風險沒有說透，有很多老百姓買了，最后要轉換的時候實現不了轉換。這方面還沒有做得很完善。
第三，關于危機早期。大家共同的認識都是，有些衍生品發展過度。像“CDO平方”、“CDO立方”，這些產品可能過多的脫離實體經濟，變成金融市場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會產生一些巨大的風險。金融工具、金融市場的交易要更多地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口號在世界上并不是喊得很響，中國2008年底提出這個問題，到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寫入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同時用這個觀點來考察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就全球來說，走得還不夠遠、不夠充分，以至最近又出現了一些純粹炒作性的、數字類、加密類的一些產品，跟實體經濟沒有什么關系，但仍舊可以繼續炒熱。所以，這方面還沒有做得很充分。
第四，本輪經濟危機中暴露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新興市場造成一些不利的沖擊。這些沖擊很大程度上看，可能是由于資本流動所造成的。儲備貨幣是美元，一旦主要經濟體發生危機以后，這種國際貨幣體系會使得資本流動發生異常。這個問題盡管大家很重視，思想觀念都進行了更新，也組織了多輪討論，但最近我們又看到實際上問題還可能繼續出現，阿根廷、土耳其甚至還可能有其他國家，在當前的形勢下可能再次出現資本流動異常。
第五，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從一開始就和國民儲蓄率密切聯系。當年美聯儲主席說為什么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呢？是因為中國和亞洲國家有儲蓄過剩，結果用到了美國，使得美國人過度消費，使得美國人儲蓄率降低，最后導致了這個問題。不管這個說法是不是有爭議，但這個說法至少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那一輪亞洲金融風波以后，儲蓄率的變化確實帶來很多的題目值得研究。但是新的現象是什么？在最近一輪貿易戰過程當中，大家都關心貿易平衡、貿易赤字。美國的貿易赤字不光是貿易問題，不光是生產能力、生產布局問題，還涉及儲蓄率問題。但是現有的美方主要談判對手都不承認，不認為這個事和儲蓄率有任何關系。我們對于危機和不平衡問題的認識也走得不夠徹底，討論也不夠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