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福建柘榮縣發生一起殺人分尸案，之后繆新華被認定為“兇手”，終審被判死緩。甚至他的4名家人還被認定助其分尸或藏尸，犯包庇罪，分別獲刑3至8年，其中就有繆新華的父親繆德樹，但他沒有等到兒子的昭雪，已經于去年含恨去世。
繆新華的冤案，有著冤案的“通病”：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甚至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就急于定罪；之前，當事人還有對刑訊逼供的申訴。本案中被指認的兇器、現場，都沒有提取到死者的血跡、尸體碎屑；5被告人開始描述都不一樣，后來才“逐漸吻合”；被指認的分尸現場容不下3個成年人同時操作……
按司法慣例，分尸案一般應判死刑，而此案中繆新華卻被“留有余地”地判決了死緩。對于這種折衷判決，最高法副院長沈德詠曾有過深刻反思：“這種留有余地的判決，不僅嚴重違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則，而且經不起事實與法律的檢驗，最終使法院陷入十分被動的地位”。他還提出：對指控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有罪，就應當依法宣告無罪，不能再搞“疑罪從輕”、“疑罪從掛”那一套。
事實上，十八大以來，特別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改革以來，中國在刑事訴訟中全面貫徹罪疑從無，杜絕刑訊逼供、暴力取證，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中國決策層把解決冤案、司法公正問題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
落實辦案終身責任制，就意味著，無論案子事隔多久，只要是錯就都應該平反，不存在所謂“社會影響”好不好的問題，休想用任何法治之外的因素影響司法進程。發現錯案、解決錯案，就是在實現正義，就是在提升公眾對于司法的信任；諱疾忌醫、文過飾非，只會擴大矛盾。
應該看到，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杜絕冤假錯案的大背景下，還是有一種錯誤的認識。對于冤假錯案的平反，個別人總是覺得：“放了‘兇手’，死者家屬怎么辦？”“‘壞人’就是要刑訊，否則怎么肯認罪”。這是對現代法治無罪推定的誤解。（原標題：14年繆新華冤案平反，就是要“有冤必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