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單車無節制、大面積、快節奏的投放，所延伸出來的眾多亂象，正在將共享單車拖入一條不規則的軌道之中，本來是對資源最大程度利用的產物，反而成為造成浪費資源的最大隱患。
問題是，眾多城市對共享單車推出“禁投令”，難以遏制單車企業“跑馬圈地”，以數量占據市場的方式和弊端。共享單車作為對資源最大程度利用的產物，沒有實現其“共享”價值的最大化、最優化，反而成為造成浪費資源的最大隱患。原因是單車投放公司只追求企業的估值，誰的單車投放量大，誰的市場估值就高，誰就能獲得更多社會資本的青睞，這就造成了單車公司不管城市容納量是多大，不管共享單車利用效率，不管百姓的怨言和城管清拖車輛有多少，只是一個勁地向城市中大量投入，而公司之間的盲目攀比與惡性競爭，也在無限度地放大著單車的投放量。“禁投令”作為一種行政手段，對單車企業投放單車在時間上具有一定的約束力，卻沒有對城市單車容納劃出一個科學投放量的界線與限制，時間一長，那些隱藏在單車企業背后的資本力量會再一次蠢蠢欲動，這種“停一停、息一息”，很大程度上預示著新一輪單車投放還會再次出現惡性反彈，甚至于導致單車企業向二三線城市轉移戰線，再一次掀起單車投放惡性競爭的新浪潮。
在公共治理的語境之中，政府對共享單車企業中出現的盲目投放弊端，在應對上是缺乏應有的監管與制度安排跟進的，因為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新生事物且暴發性增加，顯然在監管的適應能力上顯然是“慢一拍”的，就在這個適應過程中，單車出現的種種問題讓監管者無所適從，一邊是車輛在大幅度投放和閑置，共享單車企業對車輛投放與利用及損壞狀況越來越嚴重諱莫如深；另一邊是各企業搞投放競賽，搶占公共空間，市民投訴激增，使城市公共交通無秩序性加劇。面對公眾對共享單車所產生的憤怒與怨言的集中暴發，政府部門能夠拿得出手的治理舉措，只能是在數量上對共享單車實施限制，眾多城市對共享單車推出“禁投令”，更多時候不能體現出“治理有方”，而是一種迫不得已的權宜之計，暫時把共享單車投放量壓一壓，以緩解公眾對共享單車給社會交通秩序帶來的負面影響，而這種不從監管制度上尋求突破的治理之策，對整個城市單車管理真正能夠起到的效果是非常有限和局限的。
事實上，城市管理者對共享單車這種新生事物的監管置后，本無可厚非，可問題是人們在適應共享單車時，城市交通管理不適應，城市居民不適應，就連城市管理者也未能例外。有視頻播放某地城管人員將清拖的共享單車一輛輛舉起砸向低洼處，絲毫感覺不到這是凝聚著各種資源和人類勞動的產品，仿佛不過是在扔一塊塊大石頭而已。用于共享的單車卻導致了“惡”的釋放。正像50年前的美國社會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提出的那樣，在一個所有人都認為共享資源可以自由支配的社會里，人們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結果所有人的利益都會受到損害，共享自由將給所有人帶來毀滅。今天共享單車出現種種“共享的悲劇”的場景，恰恰驗證了哈丁的觀點。（原標題：聞一言：共享單車禁投令可治標但是難治本）